2009年5月7日晚，杭州。一辆红色三菱跑车让中国“富二代”的名声跌到冰点，“杭州富二代飙车撞人”、“替身出庭”更是在社交媒体还未成熟的网络环境下就激起了巨大民愤。
在那个财富增长最快的十年，“富二代”是富二代们最不愿被提及的一个词。
12年过去了，当民企传承接班渐次成为事实，中国最早一批“富二代”也已人近中年。
一同步入中年的，还有中国的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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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篇《江浙沪海归废物》刷屏，文中提到的Allen专业是政治学，回国后宁愿在书店200元一天打工，也不愿去上班或创业——因为觉得自己除了投钱之外什么也不会。最后不愿接班的Allen同意家里要求去参加国考。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近十年来制造业占比的下降，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的确越来越多的二代们觉得接班就像病床前的孝子，守着一个曾经辉煌过的病人，却无力改变结果。
“难”，是2021年选出来的海峡两岸年度汉字。在绍兴另一个从事纺织的家族企业，自己收缩把厂房租给同行，最后同行付不出租金，几十米的大型纺织设备只能当废铁卖。
Charles从国外回来已经快一年了，最近一直被60出头的父亲催着回去接班，而他还在做着最后的抗争。
Charles的理由是在国外待了这么久，没法回三线城市的老家去管理工厂，连一线工人的平均年龄都快比他大了，更不要说和老爸一起创业的管理层。另外即便能管好，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挣的可能也就只够养活工厂。
Charles的父亲也曾想找到自己的第二曲线，几年前跟着领导去东北投了个锂电池隔膜厂，结果政策落不了地，现在变成了烂摊子。这样的剧情在中国制造业一再上演。
Charles也考虑过创业，但是去做国家鼓励的科技行业离传统实业家庭太遥远，内卷的消费市场对新入局者也实在谈不上友善。很有可能砸下千万，努力几年，最后换来的也只是一个“薄如蝉翼的未来”。
更何况对失败的包容度也是悬在二代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那句“不行就回家里接班”对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接下来十几年要继续忍受父辈的PUA。
选择投资?Charles之前数百万投资朋友的连锁餐厅在疫情后关得只剩1家店了。VC/PE就更不用说了，早期投几百万的项目风险太大，后期几千万的项目对于他来说就是All in了，同样风险巨大。
更何况80后毕业时中国投资行业才处于萌芽期，家长也没有意识让孩子毕业后进投资机构学习。那些梦想投资赚钱的非专业选手，最后要么成为一盘新鲜的韭菜，要么成为勇敢的接班侠。
于是，已经年过35的Charles和部分夕阳产业的制造业二代一样：
不接班、不创业、不投资，而是选择躺平。
不知道明年能用哪一个汉字代表“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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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躺平不是所有二代的选择，毕竟他们父辈所代表的制造业，贡献了中国26%的GDP和解决了22%的就业人口。
在我读了《江浙沪海归废物》一文后对几十位二代做了调研。在访谈中，焦虑感和内心的矛盾虽普遍存在，但是真正选择躺平的并不多。Charles的选择与他佛系的性格、十几年的海外生活经历有关。
最后的路径往往就三种：第一，产业处于上升期，也有意愿干的，那就好好努力;第二，有意愿但是产业在走下坡路的，利用过去积累的资金和人脉优势寻找新方向;第三，不愿意干实业了，未来打算从投资上获得收益(这里面情况又分很多种，以后另外专门写)。
Harry就是属于第二种。今年是Harry从地产接班人转型为科技创业者的第8个年头，他依然清楚得记得父亲下决定入局3D打印的那个日子。
让技术发明者担任董事长、大股东，自己作辅佐。这个“50后”和“80后”、“科学家”和“富二代”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业组合。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3D打印企业，在军工、医疗方面都有了获得使用审批的产品。
以前是被总理称为“应该流着道德血液”的开发商，现在是隔三差五有领导来关心视察并主动提供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的科技企业，Harry就像常年坐最后一排的差生拿了全国计算机大赛冠军，校领导亲切地说“怎么没早发现这颗苗子”。
但是转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于大部分民企来说，像是在荆棘丛中拥抱新科技，流点血都没什么，只要能活下来。
Harry说如果决定拥抱硬科技的话，就做好坐十年冷板凳的准备吧。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审批等个4-5年都是很正常的。
同样从地产转向新技术的还有Michael，他的家族企业是湖北三线城市的开发商。早在2009年父亲就意识到区域开发商未来会越来越难做，于是前往上海寻找新技术。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东华大学的可降解塑料技术，之后通过几年的投入，终于在2018年开始商业化，吸引了国内以及印度、韩国的国际买家。Michael的朋友圈内容也从开盘海报变成了塑料行业的政策新闻。
两代人的理念共同决定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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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那是上一代赶上了好时候，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现在做什么都难。
其实红利一直都在，当前政府对于动用举国力量去发展和扶持核心产业的决心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这一点安徽的二代Peter感受最明显。
85后Peter家里是一家传统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和国外车厂合作多年。这几年Peter接班得算比较顺利，曾经老爸带出来的总经理是他现在的领导。除了自身努力获得了元老团队的认可外，向新能源汽车配件转型带来的快速增长也是重要原因。
但Peter企业的转型最开始并不是主动式的。在他们传统以内燃机配件为主的行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还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直到三星、特斯拉等合作伙伴找来，要求他们生产，才逐步将转型和研发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谁也没有想到电动化来得这么快，但这就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奇迹。
1948年，当“共同富裕之父”艾哈德(1963-66年任总理)就任联邦德国经济管理部长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高通胀的战后废墟，但是艾哈德通过建立市场竞争秩序来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
如今的中国也许正在走上相似的道路。
上古时代，许由拒绝尧帝禅让成为“躺平鼻祖”。古往今来，其实躺平思想一直存在，就像机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从未流走。
夕阳从一个地方落下意味着朝阳从另一方升起。
如Peter在电话里对我所说：
抓住现在的机会，好好干一把，有可能超过父辈过去几十年的努力。
(注：Charles、Harry、Peter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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