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接受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一直采取措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控制，并出台严格措施限制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目前地方政府扩大隐性债务的冲动已受到了极大抑制，隐性债务上升势头得到遏制。与政府债务不同，隐性债务从理论上来讲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不合规操作(如担保、出具承诺函)或变相举债(伪PPP、包装成政府购买等)产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如果将地方政府性债务比作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显性债务，而水面下的就是隐性债务，因此，隐性债务的危险性不言而喻，是当前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审计署近些年的公开披露显示，不少地方存在隐性债务。比如在2016 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专项审计中发现一些地方出现隐性债务，内蒙古、山东、湖南和河南4个省区在委托代建项目中，约定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支付建设资金，涉及融资175.65 亿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龙江4 个省在基础设施筹集的235.94 亿元资金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对社会资本兜底回购、固化收益等承诺。
如何稳妥应对隐性债务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给出明确答案，“开前门”“堵后门”，即举债是可以的，但一定要采取规范方式。具体来看，对存量隐性债务，应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统筹政府收入、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鼓励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稳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同时，鼓励处置工具创新，通过合适期限的金融工具应对到期存量隐性债务风险，避免项目资金链断裂。对新增债务，则需要严禁地方政府借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发现一起、问责一起、通报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遏制隐性债务增长，关键还在于改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大，但财力不足，一些地方为了政绩，不切实际过度举债。因此，要从严整治无限举债的乱象，各地须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在实践中，既要杜绝“新官上任三把火”“重打锣鼓另开张”，也要防止“新官不理旧账”。从源头上减少地方政府对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还须切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的责任，完善分税制，给予地方政府与其履行职责相适应的财力和财权以及稳定的税源。
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任务虽然艰巨，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出现“踩踏”风险。在当前问责机制下，多部门同时发力遏制隐性债务，力度过大也可能会提前引爆风险“炸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风险点多面广，而且相互关联、相互嵌套，通过债权债务关系链条成为一个整体。化解风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需要关注风险的整体性、各个领域风险的穿透性和传染性。因此，更需要协同动作，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来统筹风险防控。
稳增长与防风险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前，固然要严防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也必须给予地方政府合理举债的能力。黄守宏认为：“在当前一些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缺钱又要干事，就要适度借债。”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化解债务不是无债一身轻，不是消除债务，不是把债务清零，而是要将债务控制在合适的水平。”地方政府要发展，不可能没有债务，关键是债务要适度、要用好、要产生效益，这样风险才能真正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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